1瓶盖血就可能致命！脑干出血到底有多凶？能治吗？能手术吗？

　　当提及"出血"时，许多人可能认为"少量出血无关紧要"，但若出血发生在脑干区域，情况则截然不同。

　　首先提供直观的概念：5毫升血液，大致相当于一个矿泉水瓶盖的容量，或日常用餐时的一汤匙量。

　　如此少量的血液，若洒落地面可能毫不起眼，但一旦积聚于脑干内部，则可能导致大脑功能崩溃，甚至威胁生命。

图像：脑干解剖结构（图片来源：Hank Grebe/Getty Images）

脑干出血如此危险，是否能够治疗？是否可以进行手术？

　　此前，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旗下世界神经外科顾问团（WANG）成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教育与技术委员会前主席巴特朗菲教授于《World Neurosurg》期刊发表研究，通过5例手术患者的真实数据解答以下问题：脑干出血是否只能被动接受命运？手术治疗是否有效？哪些患者可能适合手术？

原发性脑干出血（PBH）的定义与危险性分析

　　这种"小体积大风险"的出血类型，即原发性脑干出血（PBH），并非其他部位出血蔓延至脑干，而是直接发生于脑干（包括中脑、脑桥、延髓）的出血，最常见病因为高血压。

　　其危险性可通过数据体现：在东亚人群中，PBH约占所有脑出血病例的10%，每年每10万人中有2至4例发病；既往接受保守治疗的患者，死亡率高达30%至90%，即使幸存，能够恢复至生活基本自理者仅占15.3%至78%；即便出血量仅为1至2毫升，也可能在数小时内导致昏迷、偏瘫或呼吸骤停。由于脑干作为大脑的"生命中枢"，负责调节呼吸、心跳、意识等基本生命功能，轻微压迫即可引发连锁反应。

　　正因其高风险性，"如何治疗"始终是神经外科领域的挑战：保守治疗担忧血肿压迫加重，手术干预又顾虑脑干位置深在、易损伤关键神经。

5例患者手术治疗后功能改善情况分析

　　研究团队对5例脑干出血患者（年龄范围45至82岁）实施血肿清除手术，术后进行长达6个月的随访观察。

　　首先回顾5例患者的基本信息：

　　脑干解剖位置深在，周围神经血管结构密集，手术需个体化方案。研究中的5例患者均接受定制化手术策略，核心细节包括：手术入路选择基于出血部位，根据血肿位置分别采用枕下外侧/中线入路、经菱形窝入路（适用于桥脑、延髓出血）或颞下入路（适用于中脑出血）；手术体位以半坐卧位最为常用，该体位有助于减少静脉淤血，利用重力使小脑自然下垂，从而获得清晰手术视野并降低脑干牵拉风险；术中保护依赖先进技术，所有手术均在髙精度神经导航和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下完成，以最大限度保护正常脑组织。

　　患者采取半坐姿势接受治疗。髋关节屈曲最多达90度，双腿抬高，足部接近头顶水平。上半身尽量后仰，头部向前屈曲。

　　5例患者的手术效果如何？研究采用两个关键指标进行评估：术后1周的功能恢复情况，以及术后6个月的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mRS评分范围0至6分，0分表示正常，6分表示死亡，分数越低预后越好）。

1. 术后1周：关键功能改善情况

2. 术后6个月：长期预后更为乐观

　　所有5例患者mRS评分均较术前降低，表明生活能力均有改善。例如：62岁女性患者从术前mRS 5分（完全依赖他人）改善至术后1分（可独立行走，仅手部轻微活动障碍）；70岁女性患者从术前mRS 4分（需他人协助）恢复至术后0分（完全正常）；即使恢复较慢的71岁男性患者，也从术前mRS 5分改善至术后4分，由"完全依赖"转为"可坐轮椅部分自理"。

手术适应证评估标准

　　哪些PBH患者可能适合手术？结合研究结果与既往文献，可关注以下潜在适宜因素：术前意识状态未达深度昏迷，无双侧瞳孔散大；存在脑干受压症状，如偏瘫、眼球运动障碍、呼吸功能不全，且症状呈进行性加重；其他参考因素包括年轻年龄、血肿体积较小（理想情况下<4毫升）、血肿无头尾侧扩展（未沿脑干纵轴蔓延）。当然，最终手术决策需医生综合CT/MRI影像学结果与患者整体状况进行评估。

　　尽管本研究病例数量有限，但结果提示精准手术清除血肿可有效缓解脑干压迫，为神经功能恢复创造条件，从而有助于患者早期开始康复训练。

文献信息：Surgical Treatment for Primary Brainstem Hemorrhage to Improve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Outcomes. World Neurosurgery (2018).

INC国际脑血管专家巴特朗菲教授简介

　　作为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旗下世界神经外科顾问团（WANG）成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教育与技术委员会前主席，巴特朗菲教授现任德国汉诺威国际神经外科研究院血管神经外科主任，专长于大脑半球病变、脑干病变、脑血管疾病、脑内深层区胶质瘤、颅颈交界区病变的肿瘤切除及神经吻合术，以及各类椎管内肿瘤手术。此外，巴特朗菲教授曾接受来自欧洲、中东、北非、日本、中国、韩国、新西兰、南非和智利等40个国家的学术邀请，在全球400余场学术会议或神经外科大会担任特邀发言人，为世界神经外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尤其在颅底外科和脑脊髓血管病变的显微外科治疗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