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膜瘤是较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90%的脑膜瘤为国际卫生组织一级肿瘤,病程相对良性。尽管预后良好,但许多世卫组织一级脑膜瘤患者表现出影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细微认知障碍。认知障碍可能是由于肿瘤、瘤周水肿、外科治疗或癫痫发作的发生以及抗癫痫药物的治疗引起的。
脑膜瘤开颅手术后遗症有哪些?
脑瘤患者的认知缺陷往往是性的,不能仅用局部损害来明确解释。近年来已经很清楚,大脑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大脑区域的复杂网络,充分的认知功能需要功能性大脑网络的较佳组织。脑瘤导致功能相互作用的整体改变,甚至在远离肿瘤的大脑区域之间也是如此。这一认识增加了我们对这些患者症状的理解:认知症状的严重程度可以通过特定网络的改变来解释,这可能取决于病理生理学和生长模式。
功能性脑网络可以使用脑磁图(MEG)、脑电图(EEG)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来重建。使用脑磁图,已经表明神经胶质瘤患者在静息状态下具有全局扰乱的脑网络组织。在δ、θ和γ频段全脑功能连接性的增强与神经胶质瘤患者较差的认知表现有关,而聚类和路径长度等全局网络属性也与患者的认知状态有关。然而,脑膜瘤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胶质瘤:脑膜瘤是轴外的,通常生长缓慢的肿瘤,而胶质瘤是浸润性的,通常生长迅速的轴内肿瘤。目前尚不清楚功能网络是否以及如何受到脑膜瘤的影响。先前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脑部疾病中,高成本/高价值的人脑网络中枢在解剖学上比非中枢更有可能是异常的,这表明中枢损伤可能与临床上的认知障碍有关。
研究表明,功能性脑网络由几个亚网络组成,称为静息态网络,这些静息态网络与认知功能有关。默认模式网络(DMN)在执行任务时大部分是无效的,这是对RSN较一致的描述,它的静止状态活动与几个认知领域的表现有关,包括健康和疾病中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左侧和右侧额顶网络(FPN)对注意力、语言和记忆处理至关重要。RSN活动减少与认知缺陷之间的相关性已在多种神经疾病中得到描述,如痴呆、中风和癫痫。在大多数研究中,已调查了反应神经元及其与认知的联系,功能磁共振成像已被使用。脑磁图提供了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神经元活动的直接测量,使其成为表征功能性脑网络的较好的非侵入性技术。功能磁共振成像中典型观察到的反应性神经网络已在脑磁图中复制。
在这项脑磁图研究中,我们发现术后国际卫生组织一级脑膜瘤患者在工作记忆领域存在认知缺陷。这种工作记忆表现的下降与较低的DMN功能连接性和较低的θ带较大记忆广度有关。
先前的研究表明,脑膜瘤患者术前和术后存在认知缺陷,包括在工作记忆领域,这与我们目前的发现一致。
在本研究之前,没有对世卫组织一级脑膜瘤患者的功能连接性进行研究。在以前对其他类型脑肿瘤(神经胶质瘤)患者的研究中,功能连接和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主要在θ、下和上α带中发现。其他研究揭示了健康受试者的θ带连通性与工作记忆和注意力之间的联系。θ带对于工作记忆可能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在当前的工作中重点关注这些频段。
在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中,DMN主要被描述为一个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被停用的网络,而它的静止状态连接水平与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表现相关。DMN连接性的降低与注意力控制和工作记忆的缺陷有关,我们的结果证实了这些发现。
在目前的研究中,事后分析没有显示网络的平均功能连接和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这与以前对神经胶质瘤患者的研究结果有些不同。Bosma等人发现,在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中,短距离和半球间功能连接(PLI)与认知表现之间存在大量的正相关和负相关。胡等报道了神经胶质瘤患者α和高γ带中认知与“小国际”特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知道这些冲突的结果是否是由于方法上的差异(源空间与传感器空间;平均功能连接性对比RSN连接性)或由于瘤种之间的差异。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病变存在的情况下,包括对侧半球的区域,连接性的整体改变可能发生。此外,在人脑的解剖学现实模型中,损伤的影响在很大水平上取决于解剖网络中损伤区域的重要性或“中枢”状态。以前一项关于胶质瘤患者DMN连接性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显示,当比较位于前扣带皮层和左侧顶叶皮层内的肿瘤时,DMN连接性存在差异,这表明肿瘤的位置对于DMN连接性受影响的程度很重要。然而,对我们的数据进行的事后分析并没有揭示额叶脑膜瘤(60%,见表S1)和非额叶脑膜瘤(40%)患者之间认知或RSN连接性的差异。我们的结果与Harris及其同事的结果之间的差异的一个解释是轴内浸润性生长的胶质瘤可能以不同于轴外脑膜瘤的方式影响DMN连接。
在本研究之前,没有对国际卫生组织一级脑膜瘤患者进行过多发性硬化研究。MST分析捕获关于整个网络拓扑的重要信息。以前对帕金森病患者和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使用MST进行的脑磁图研究表明,α1和α2波段的MST指标发生了变化,这与较差的认知表现有关。这些研究的结论是,较低的认知表现与更像线的(“较不整合”)网络配置有关。因此,本研究的MST发现与以前的结果大致一致。
应该提到这项研究的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这项研究的横断面性质和对照组脑磁图记录的缺乏,DMN的功能连接性和功能网络的拓扑结构与工作记忆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不清楚。然而,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评估因果关系,也不是比较脑膜瘤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而是在一组国际卫生组织一级脑膜瘤患者中,研究功能RSN连接和功能网络拓扑与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其次,作为我们分析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将患者的磁共振成像标准化为模板脑(然后使用标准(AAL)图谱标记体素),而我们的患者由于肿瘤而改变了解剖结构,这种差异可能影响了我们的结果。三,由于缺乏术前认知评估和脑磁图记录,无法区分肿瘤和治疗相关因素及其对认知、功能连接和功能网络拓扑的影响,这阻碍了对认知缺陷的病理生理学以及脑膜瘤患者在病程中功能连接和功能网络拓扑的可能变化的理解。较后,由于本研究中患者数量少,我们没有对测试数量进行统计校正(每个静息态网络一个,MST测量不同的频带)。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研究肿瘤位置对认知功能的作用。我们的研究是国际卫生组织一级脑膜瘤患者功能连接的一次探索性研究,多项测试的校正会降低功率并增加二型错误,从而阻碍该领域的进展。相反,我们侧重于解释发现的一般模式,但为了便于调查,我们报告了全部单个统计比较的精确P值。
总之,在默认模式网络中,工作记忆缺陷与功能连接性降低之间以及与中枢病理之间存在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脑膜瘤患者在病程中和治疗过程中认知缺陷的病理生理学以及功能连接和功能网络拓扑的可能变化。更好地理解认知缺陷的病理生理学可能有助于确定脑膜瘤患者的临床价值和较佳治疗时机。